文／楊應超
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遠不知道會拿到什麼。——電影《阿甘正傳》
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.You never know what you`re gonna get–Forrest Gump,1994
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，投資銀行的金字招牌，似乎已經蒙塵，但外資券商對人才招募及培育上，確實有過人之處。特別是投資銀行的研究部門，一向是投資銀行銷售金融商品相當重要的一環，只有建立實力堅強的研究團隊，投資銀行賣起商品來，才更具說服力。外資券商的研究部門，一向採「精兵主義」，名額少、篩選嚴，對於一個剛從學校畢業的社會新鮮人來說，要把「外資銀行證券分析師」，當做進入職場的起步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「外資證券分析師」這行，真的是個「窄門」，不僅「產業」的工作機會相當有限，招募的環境也大多不公開。我在普渡大學攻讀電機工程碩士學位時，當時大家夢想中最想進入的企業是IBM、摩托羅拉及AT＆T（這三大巨頭都曾經向我招手，我在其中兩家服務過），很少人會想（或甚至知道）往外資券商的研究部門闖。即便是我後來到了芝加哥大學念MBA，這個領域的工作仍然不多。
30歲不到躋身大企業，大開眼界
在校園中，比較常見的金融業者，大多屬於投資銀行部門，他們通常要招聘的職缺是投資銀行業務的助理（Associates）。他們的招募方式，像大網撈魚一樣，每年都會從上千個人選中，找出一百多個精英，一起進入投資銀行業，然後再一個一個刷掉；一些知名的企業管理顧問公司，也喜歡用這樣「一網打盡」的方式進行招募，1996年我這屆MBA的同學中（差不多五、六百位），至少就超過一百位，曾經拿到企管顧問公司的聘書。當時的五大企管顧問公司分別是：麥肯錫（McKinsey）、波士頓企管顧問公司（Boston Consulting Group,BCG）、貝恩策略顧問公司（Bain＆Company）、博思艾倫諮詢公司（Booz Allen Hamilton）及科爾尼企管顧問公司（A.T.Kearney）。金融界，特別是證券研究部門，極少將職缺開放給大學或研究所畢業生，我的同學夏鮑文（Bhavin Shah）是極少數剛步出校門，就在1996年投身投資銀行研究部門的例子。當然，在校園中，也很難見到證券公司研究部門校園徵才的身影。通常，證券公司的研究部門找人，都是從產業或同業之間找到有經驗的高手，像我這樣誤打誤撞進入外資證券機構研究領域的人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限。
不過，繞了一大圈，我最後還是進了分析師這行的大門。雖然我曾經收到幾家大企業的聘書，包括：投資銀行—高盛（Goldman Sachs）、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（Deloitte＆Touche）、安永會計師事務所（Ernest＆Young）、永道會計師事務所（Coopers＆Lybrand，現為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子部門）、康寶濃湯（Campbell Soup）、福特汽車、艾默生電氣（Emerson Electric）、安海瑟——布希（Anheuser-Busch，釀製百威啤酒的美國飲料巨擘）、IBM等，最後選擇了曾與麥肯錫隸屬同一集團的科爾尼公司。大公司真有大公司的好處，我當時只是一個29歲的管理顧問，就有機會與世界級的大公司接觸，有時甚至能與董事長或財務長直接對談。
當時參與的案子，幾乎都是跨國合作的大計畫，包括一家美國的大型連鎖百貨公司、跨國運輸公司、日本的大型汽車製造商、亞洲的航空公司、東南亞一家大型的石油公司及香港的一家製藥廠，我跟這些企業巨人整整歷練了兩年的時間。我在阿拉斯加拉過雪橇，到比利時品嘗當地美味啤酒及巧克力、當場看過香港藥廠掉包過期藥品，世界之大，真是無奇不有。
對一個30歲不到的年輕人來說，這樣「周遊列國」的經歷當然難能可貴，更因為我的華裔背景，往往必須擔任東西文化的橋樑角色。當時曾經跟一個美國公司到中國考察，一位同行的美國女生，因為從來沒出過國，完全不懂各國電源系統不同，竟然拿美國110伏特電壓的捲髮器插進大陸220伏特的插座中。夜深人靜的大半夜急叩電話求救，我還沒推開房門，就聞到一股焦味，美國姑娘的整頭金髮黏在捲髮器上，讓人哭笑不得。
更有一次，一行人到一家位於青島的工廠參觀，在閒談中，那家公司老闆知道我們明天會到威海參訪另一家工廠，竟然騙我們說當地鬧水災，橋斷了，路根本不通，要我們打消計畫，我們當然緊張得不得了，後來還好我親自打聽之後才知道，原來什麼水災斷橋云云，根本是工廠老闆編出來的故事，目的就是希望我們不要參觀同行工廠，把訂單全部下給他，這種「街頭智慧」（Street Smart）排擠同業的做法，真的是讓我開了眼界。1996年，科爾尼公司被美國一家上市公司電子資訊系統（EDS，Electronic Data System，台灣分公司叫做「中國嘉通」）購併，於是我成為了電子資訊系統的員工（2008年被惠普購併）。這購併案是我職場上的第一個轉機，讓我有機會與電子資訊系統董事會第一位華人董事楊文慶（Edward Yang）共事，與他共事三個月的時間，是我職場人生中收穫最多的一段時間。楊先生在大陸出生，民國38年國共戰爭時搬到緬甸，之後以華僑身分到台灣念大學，再遠赴美國留學，力爭上游做到外商公司的董事，在當時是相當難得的成就。在他身上我看到真正「儒商」的風範，既講求西方經營的效率，又兼顧東方文化的人情世故，還能掌握商機，是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」的最佳典範。他當時看我肯幹願意學習，特別拔擢我成為中國區市場及營業總監，給我機會到新市場闖闖，全權負責電子資訊系統在中國的業務及行銷工作，是我一生職場中最重要的伯樂。
第一次失業，差點「病急亂投醫」
頂著楊先生的祝福與期許，我在1998年踏上了中國土地，對一個31歲的人來說，這當然是相當難得的機會（那時住在大陸上班的台灣人其實不多），我二話不說，把老婆留在香港，隻身一人北上，滿懷想法及抱負到北京就任新職。真正「落戶」北京與到北京出差的差距真的很大，最難得的是，藉著這個工作，在中國還沒真正壯大崛起時，我就能親身第一手觀察中國的市場，吸取難得的中國經驗。
不過，一開始深受一些小事困擾。每次搭計程車，我幾乎都得跟司機「師傅」抬槓，也許因為他們都是從外地來，許多北京計程車司機對路況都不熟，但讓我深深不解的是，就算真的不認得路，他們也不願意停車問路，我常開玩笑說，他們可能以為地球是圓的，只要向前衝，就可以到達目的地，常常浪費了不少的時間。此外，北京的司機大哥常常沒帶足夠零錢，每次都為了找零錢折騰半天，有時甚至乾脆不收錢（並不是故意不找錢而想多賺些）。
當時我住在朝陽區國貿公寓，不少外國使節落腳於此，包括以色列及北韓大使都住同一棟樓，常常有不少安全人員走動。每當北韓人投奔自由，北韓大使住所就群聚武官。住在那裡，表面上警衛森嚴，不安全感其實很深，好像隨時都會有狀況出現。後來，我發現隔壁鄰居，居然是個軍火商。好景不常，這段難得的經驗只維持了一年，1999年，電子資訊系統高層大幅改組，Dick Brown接任董事長，進行大幅的組織重整，在降低成本的考量下，中國大部分的高級主管被迫裁員，只得關門大吉結束營業。記得當時我正在廣州搶一個白雲機場的案子，香港的老闆卻在晚上打電話到飯店，要我回北京清理辦公室。
有生以來第一次失業，只得打包回香港，履歷表上本來完整的學經歷，也多了兩個月的賦閒「空窗期」。雖然這段「失業」是因為組織調整而非工作表現，但對我仍是個衝擊，特別是對一個人生剛起步、滿腔抱負的30歲小伙子來說，失落感油然而生。我亟欲脫離失業的狀態，回香港後，積極與高階獵才公司聯絡，寄出了上百封履歷表，好消息有，但惱人的事也不少，加上房貸及社會壓力，差點「病急亂投醫」，一度考慮接下國泰航空馬可波羅會員的電話行銷工作（Call Center）。現在想想，還好當時沒莽撞地接下這個工作，也暗自慶幸電子資訊系統給我「自由身」，才能讓我最後走上分析師這條路。今年初，巴克萊銀行在全球也進行裁員，不幸的，被裁的也包括我的團隊同事在內，而我試著用我個人的經驗鼓勵他們。
開啟分析師生涯的第一步
在獵才公司的引介下，我通過了法國百利銀行（Paribas）的面試，開啟分析師生涯的第一步。百利銀行是一家法國券商，我負責研究科技產業，就像之前所說，進入研究員的門極窄，要想跨入一定要有產業背景及歷練才行，因為金融的專業可以透過訓練完成，產業的經驗卻是非常難得。在AT＆T、IBM和埃森哲（Accenture）的工作歷練，讓我的電機工程碩士背景，進一步得到實務磨練的機會，加上芝加哥大學的MBA養成以及在中國電子資訊系統擔任業務市場總監的經驗，分析師的兩個關鍵條件終於齊備，才得以跨進證券研究這個領域。
我常常跟朋友開玩笑，「百利銀行當初之所以用我，可能是沒人想去」，因為那時其他兩家法國重量級金融機構——法國興業（Soci?t?Gen?ral?）及法國國家巴黎銀行（BNP）——都想買下百利銀行。百利銀行原本屬意法國興業，但半路殺出巴黎銀行，想「敵意」搶親，三方角力正在熱頭上，百利銀行的員工要不是靜觀其變就是另尋出路，根本無心正事。想不到這個30歲出頭的小伙子，願意在這關鍵時間往「風暴」裡鑽，於是就用了我這個「新人」。
踏入公司，果然大家都在設法找下一個工作，我的老闆Bruce Gonyea更明白「暗示」：「對分析師來說，最好的履歷表就是你的研究報告！」說來也許你不信，他給我這個「暗示」五天之後，就自己被調到倫敦去了，完全得靠自己的力量在分析師這個「不成功，便成仁」（Sink or Swim）的職場中奮鬥。
為了替下一個工作做準備，我拚了命在研究報告上求表現，雖然百利銀行最後終於被巴黎銀行購併，我也只待了六個月，但我在「短暫」的研究員歲月中，一天當兩天用，那時正當網路熱潮，從電腦硬體產業到網路公司，都屬於我的「科技」領域。我發表了百利銀行第一份有關於大眾電腦（FIC）、神達電腦（Mitac）及宏碁電腦（Acer）的報告；參與一家韓國網路公司的IPO；更開始研究中國的網路公司，包括當時最火紅的China.com、新浪（Sina）、搜狐（Sohu）及網易（NetEase）。
2000年初，巴黎銀行終於將百利銀行娶進門，改名法國巴黎銀行（BNP-Paribas），新東家積極改組，我的老闆及老闆的老闆，也就是亞洲地區產業研究的負責人都被掃地出門，初試啼聲的我雖被留下，但眼見同事紛紛離開，也積極另尋頭家。雖然荷蘭銀行（ABN Amro）邀請我擔任首席分析師，統籌研究東北亞網路公司，而雷曼兄弟也找我研究網路產業，最後我選擇了美商高盛，後來才知道，高盛仍然保留我在1996年應徵的資料，讓我驚訝不已！
事實上，我曾要求高盛讓我負責網路產業的研究工作，但被拒絕。當時網路是最搶手的產業，所有券商幾乎都把最資深的研究人力，放在網路產業，我的研究資歷只有六個月，想搶這個熱門產業，當然遭拒。不過，事後想想，還好當時沒接網路，否則我的分析師生涯，可能隨著網路熱潮結束而憑空蒸發，亞洲首席電子分析師這個頭銜，恐怕也輪不到我了！
一年光景，菜鳥研究員變資深副總裁
回想2000年當時，外資券商對於亞洲的科技公司著墨並不多，他們關照的對象，大概都僅局限在像台積電或聯電這種大型的半導體電子公司，主要是因為一些電腦硬體或零組件公司的市值及交易量不夠，難以吸引外資目光，這塊當時被外資忽略的市場，反而給了我不少研究及發展的空間。我仔細將眾多的台灣電子公司篩選一遍，認為華碩及鴻海，可能會是下一波外資有興趣的公司，於是我發表了高盛有史以來第一篇關於華碩及鴻海的報告。到高盛任職六個月之後，我在芝加哥大學MBA的同學夏鮑文，打了通電話給我，希望我能加入瑞士信貸（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），帶領他們的電子硬體產業研究部門，基於同學間長久奠定下來的合作默契，及瑞士信貸積極投入投資銀行業務的決心，考慮再三，我終於點頭。2000年，只消一年光景，在產業研究這行，我就從一個「菜鳥」研究員，變身為資深副總裁及首席科技硬體分析師，帶領整個亞洲瑞士信貸科技硬體研究團隊，人生際遇真是奇妙。
知名外資券商的資深副總裁當然是個不錯的頭銜，薪資待遇也非常優渥，相對地，工作壓力伴隨而來。在我的職場生涯上，一再提醒自己及同事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！」接下科技硬體研究部主管之後，「休假」這個名詞就在我的字典裡消失。我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工作，每天最少上班16小時，連周六、周日也不休息。第二個小孩即將出世，老婆趕赴醫院一小時之前，我還在聯想的聖誕晚會上。趕緊把老婆送入醫院後，我在產房外一面陪產，一面寫華碩的報告，因為華碩當天發了海外可轉債（ECB），醫生護士都覺得不可思議，直說我中了工作的毒。離開瑞士信貸之後，我的三歲兒子才開始認得我這個爸爸，在那之前，我幾乎把人生中最寶貴的時間，都給了分析師這份工作，外資券商「20多天年假」的福利，對我這種一周工作7天的人而言，一點意義也沒有，從這裡也可以看出，外資分析師工作份量及競爭的程度。我最近剛接到在巴克萊的秘書給我的年假通知單，去年還有22天沒放，可能又要泡湯了。
沒日沒夜的瘋狂工作，總算有代價。我在加入瑞士信貸的隔年，就在知名雜誌《機構投資人》（Institutional Investors）亞洲電子硬體分析師排行中，拿下2001年年度排行榜眼的位置。亞洲研究團隊評比的歷史上，還沒有分析師能像我一樣，以兩年資歷搶下亞軍的位置。我在2010年從CFO回鍋到巴克萊擔任分析師時，雖然離開了兩年，在很多老客人轉行，新客人還不認識我的情況下，抱著一樣的衝勁，很高興能在一年內回到《亞元》（Asiamoney）亞洲電子硬體分析師排名第二，而兩年後又回到了第一名。
在這麼多工作「狂」人投入之下，瑞士信貸的研究部門成為業界當中實力最堅強的團隊，支支強棒。半導體的研究團隊中，除了夏鮑文，前花旗（現任巴克萊）的半導體首席分析師陸行之也在列；還有Leo Li（後來出任ABN Amro科技研究部門主管，再轉任基金經理人）及Michael Lin（後來擔任元大證券半導體研究主管）。身為電子硬體研究部門主管，我有幸找到了不少傑出的同事，包括：張宜立（Kevin Chang，後來接任元大及富邦證券研究部門主管）、前任台灣高盛研究部門主管金文衡（Henry King）、前任匯豐銀行台灣研究部主管王萬里（Wanli Wang）及麥格里分析師James Chiu。不過因為一些內部政治問題（這種的問題在外資其實常常發生），2002年夏鮑文離開後，不少人紛紛求去，我也換到了所羅門美邦（後來與花旗銀行合併），瑞士信貸「夢幻團隊」就此分崩離析！
把危機變轉機
在瑞士信貸兩年，工作雖繁重，但大夥相處愉快，也是分析師生涯中最難忘的一段日子。科技產業變化極大，運作遍布全球，分析師必須繞著地球跑，除了拜訪公司，大部分是為客戶簡報（我們稱為Marketing——路演，是「行銷」的必要手段），分析師會花非常多的時間在飛機上度過，只能利用每周六早上九點進行線上會議，只有在此時，大家才會都在陸地上。
2002年我離開了瑞士信貸，加入花旗銀行（其實又是一個危機變轉機），六年時光轉瞬就過，時光半點不等人。換了新東家，壓力半點也沒減輕，在我加入花旗之前，他們的研究團隊基礎仍淺，在諸多分析師排行上，都進不了榜，必須想辦法趕快迎頭趕上。以後見之明來看，我們做到了，在各式的評比上，我們這個研究團隊，一直名列前茅！
支持我們常保第一的最重要因素，是花旗遍布全球的科技研究團隊。高科技產業最獨特的地方是全球分工，正確即時掌握來自全球各地的資訊及營運相關數字，就是研究團隊表現的重要關鍵。特別是太平洋兩岸的電子產業，在整個價值鏈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，惠普及戴爾的供應鏈都在亞洲，但最大市場都在歐美。價值鏈橫跨全球，我們常常發現各家研究機構發布的數字相互抵觸，有時完全兜不攏，除了時差及地理位置不同外，各家分析師的主觀見解（有時是偏見！）也是造成數字不同的原因。
舉個例子，如果在美國的分析師看多PC產業，但從台灣主機板及筆記型電腦廠商得到的訊息卻是偏空，這樣就會產生歧見及差異。幸運的是，花旗全球科技研究團隊合作愉快，實力堅強。陸行之、陳衛斌（Kent Chan）、Richard Gardner、Glen Yeung及我本人，被同僚暱稱為「先發五大將」（像籃球隊的Starting Five），後來蓋欣山（Dale Gai）、Patty Liu、George Chang、Michael Meng、Jones Ku、Jay Choi、Craig Ellis、Tim Acuri、Daryl Armstrong及Jim Suva等同事陸續加入科技研究團隊。我們之間縱橫全球的合作默契及團隊精神，在外資研究圈內不僅是「前無古人」，恐怕也「後無來者」（我們後來2010年加入巴克萊時，幾乎把大部分的花旗老同事又請回來，和新同事，像Ben Reitzes、CJ Muse、Jeff Kvaal、Yuji Fujimori、SC Bae等，又把全球的科技團隊重新建立起來）。從2002年踏進花旗那一天，到2008年離開為止，每月都會為全球的投資客戶舉行跨洲的「PC及主機板電話會議」。例行會議對於一般企業也許稀鬆平常，但對於常常扮演「空中飛人」的分析師來說，六年如一日每月定期讓大家「聚在一起」開會，那非要過人的紀律及默契才做得到，我想，全球恐怕都再也找不出像這樣的團隊了！離開這些打拚的夥伴，大概是我求去時，最難捨的事。我衷心感謝團隊的努力，特別是我的兩個要好的助理夥伴——Jones Ku及周忠信（Charles Chou）。
在2008年風暴過後，投資銀行經營方式，就像2000年科技泡沫破滅之後，又有了些革命性的改變。但不論如何變化，堅實的研究團隊，一定是金融產業發展的最重要條件之一，景氣有來去起伏，但分析師在金融產業中，永遠會有價值，至於能否贏得尊敬，就得靠事在人為的努力及堅持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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